【专题报告】黄金：机遇与危机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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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概述：

最近黄金的涨势屡屡超出了市场的认知，而一切的源头都是对于风险的定价。自特朗普上任之后，全球处在的早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风险的十字路口，而是国际秩序和债务周期的分岔路口，全球面临的是全球货币政治体系出现重置的可能，所以更多的经济需要跟政治历史相结合，这也是此前我们一直持续看好黄金的原因。自开年以来黄金涨势屡破高点，市场早已脱离传统的定价框架，而是急切的定价全球债务周期下纸币信用缺失和全球经济秩序的重置。站在现阶段，黄金对于风险的定价走到哪一步，后续的驱动条件还有什么，将要面临怎样的风险，我们从三个问题来进行分析。

摘要：

① 此轮黄金上行的逻辑来自于对于货币和美元信用的定价

② 后续的驱动来自：特朗普政策是主要驱动；美国实际经济数据是辅助驱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是底部支撑

③ 面临的风险主要源自：流动性风险和投机盘的踩踏式抛售

④ 特朗普2.0与胡佛的同与异

一． 纸币和美元信用缺失成为次轮上行的主要驱动

自1970年以来，全球已然进入了一个债务的时代，并经历了4轮债务浪潮。第一轮是1970-1980的拉美债务激增；第二轮是1990-2000的亚洲国家债务膨胀，第三轮是2000-2010的互联网泡沫，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债务危机，而第四轮债务浪潮始于2010年，主要原因源于各国都出现通过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迹象并叠加上疫情的催化。

货币的超发形成了现阶段的纸币信用缺失的现象，纸币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黄金出现了贬值从而推动了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出现了上涨，金价的上行也开始逐步脱离传统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在利率高位的阶段出现了明显涨势。纸币整体相对于实物黄金作为货币功能出现了弱化，而这种纸币的走弱来源于量和价的同时变动。第一，全球在不断发展的经济周期中，习惯性的使用货币乘数去催化预期的经济增长，这导致了纸币的量级急速上升。第二，全球在全球化红利发展期过后，逆全球化带来的信用危机开始产生，这导致货币的价出现了下行。量价的同步下行趋势推动黄金成为了对冲纸币信用缺失的最佳配置。我们曾经对纸币信用走弱这个定性的问题进行定量处理，将黄金与全球货币发行和美国的债务进行一定的估算，黄金现阶段的价值并未超出定价框架《黄金去向何方》，但单纯从货币的供给量来估算，黄金的实际价值中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近期对于该驱动的激化条件来自于一个因素，那就是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美元信用下行。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元指数的下行趋势是非常显著的，在这期间更是出现了股债汇三跌的行情，这是市场对于美国债务信用，政策风险性包括关税政策的风险定价，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激化演绎，黄金的上行空间是打开的。第一，特朗普上任后的全球关税政策不确定性是这一逻辑激化的首要原因，继其宣布全球对等关税后，后续的谈判充满随机和风险性；第二，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遭市场质疑，主要源于特朗普关于包括美联储和金融机构独立性的干涉言论；第三，非美国家的反抽不确定性，包括中欧加日等非美国家在应对美国政策过程中的反制不确定性也是市场处于相对风险的原因所在。这三个主要因素从而激化了市场从美元资产（包括美债）抽离，进入到避险资产-黄金的主要原因。

二． 后续驱动的条件聚焦政策和实际经济情况

站在现阶段黄金的交易进入了一定的超买区域，市场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激化。展望未来，我们仍需从3个主要驱动来进行交易：

1.特朗普政策是现阶段对于风险定价的主要驱动

之前我们分析过美元体系的整体逻辑和循环，这也是全球秩序的来源所在《通胀和信用危机下的美元信用》，而现阶段特朗普的政策正在削弱这一循环体系的存在，其主要政策风险在于：所谓“对等关税”对于全球化经济的打击是显著的，而其使用这一政策试图迫使贸易伙伴让步，以达到“Make a better America”的目的也是激化风险的。特朗普关税逻辑是，通过关税政策形成谈判条件迫使非美让步，抹平贸易逆差，减少逆差的同时并实现一定的制造业回流，但这一举措同时也是在破坏1944年建立的全球化美元体系。按照特朗普“交易的艺术”的书中阐述的四部来看：第一步，提出惊人的目标，设定远超预期的条件，让对手惊慌失措；第二步，然后进行大肆宣传，通过各种舆论攻势，强化自己的威慑力；第三步，决策随后反复摇摆，在谈判中制造各种不确定性，既给对方谈判的空间，但又不会轻易答应对方，让对方陷入焦虑；第四步，最后迫使对方妥协，还庆幸没有得到最糟糕的结果。那我们现在要观察的就是特朗普政策的变动性和非美对这一“交易的艺术”的回应，至少从现阶段我们的观察来看依旧未往特朗普期望的方向发展，非美关于关税政策的谈判上仍未与其达成一致并作出让步，且存在一定的反制风险；而其自身的表态仍未妥协，这与特朗普的政治主张有所关联；这也就会导致这一驱动的持续性仍旧保持。（文章最后附上特朗普VS 胡佛的个人与政策对比）

2.美国实际经济数据是辅助驱动

美国经济数据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辅助驱动，因为如果美国经济衰退风险提高，美联储年内仍可能降息将会一定程度催化黄金上涨。从近期高频跟踪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陷入滞涨或者衰退的风险正在逐步累积。个人消费端在政策的影响下明显趋弱，居民资产端的两大主要占比美股和房地产都出现明显的下行态势，而支出端伴随着全球的供应链风险正出现一定程度的抬升风险，这将进一步下挫消费者信心；企业端在高利率的显著压制下依旧疲软，进入2季度企业债进入到续作高峰期，企业利差也开始出现显著的上行从而带来风险；政府端受到债务上限，美债信用和财政赤字的三重影响仍旧存在乏力的趋势；特朗普政府的不稳定性可能放大此次经济走弱，使得其无法实现温和衰退，反倒走上滞胀的路线《浅谈美国宏观主线：从美债到黄金》。

3.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是底部支撑

特朗普的第二次上任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贸易秩序——或混乱， “Trump 2.0”的改革性更强，政策更大胆，这种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将挑战全球多边体系和国际合作从而导致全球政治格局变迁。全球右翼的兴起，各国军费的上行趋势，全球保护主义的加深以及大国之间的博弈都是黄金下沿的底部支撑，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此轮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弱势的趋势中，这一定程度上必将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

三．后续风险将来自流动性

牛市多暴跌显示出黄金的风险在于流动性，而这会在短期形成市场的极端反应。近期的上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投机盘的推动和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提前定价，所以近期的亚盘时间黄金上行剧烈且黄金的ETF出现了明显增长，而这两个因素都会在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下形成合力，从而造成短线级别的溢价出清行情。第一，投机盘的逆转可能出现：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监测可发现市面流通/实际消费需求黄金的比值已经达到3，大量的投机头寸易引发集中抛售风险；第二，市场对于美联储的降息预期过度乐观，从而忽视了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第三，估值初现一定的过高情况，金银，金铜和金油比都达到危机情况，但危机尚未出现。

我们需要关注的流动性风险主要来自于美股，这也是上一轮黄金回调时逻辑的来源，当美股资金出现明显撤离，但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并未及市场乐观时，金融流动性的抽离将造成杠杆资金的风险上行从而形成显著的情绪回调。对于美股近期的走势我们将其与1929年进行了一定比较，原因在于特朗普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看上去是为了推崇经济“由虚转实”的经济路径，这与当时的经济相对符合。

美国1930s的大萧条持续时间长达5年，过程中经历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银行危机，并形成了一系列的负向连锁反应。从过程来看，主要的导火索源于①“消费信贷“的兴起，泡沫经济加重；②紧接着是”股市的崩盘“激化矛盾引发负向财富效应，失业率上行，经济状况恶化；③随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转紧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政策因素引发资金撤离（欧洲一战后重建）；④最终美国银行业陷入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破产数量显著上行。

1.消费兴起，经济初现泡沫

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众消费需求迅速兴起，推动了物价的快速上涨。1920年，美国CPI一度达到23.7％。为了控制物价上涨速度，维持美元的购买力，美联储于1920-1921年大幅加息并成功抑制了通胀。从供需层面，需求侧，一战后美国民众积累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力；在供给侧，以汽车为代表的工业生产显著增长。战后美国政府的高福利政策，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居民有了乐观的超前消费习惯，而非储蓄，这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这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泡沫的趋势，经济开始建立在股票泡沫上，累积成后期风险的爆发。

2.股市的崩盘

从1924年一直到1928年，美国始终是低利率政策的国家。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强国，当时的商务部部长胡佛鼓励贷款购买美国商品，美国也进入了一个高负债的时期。与此同时美国建筑业也出现了显著增长，城市化率加速上行。在工业和地产加速上行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占比显著下行，从1919年至1929年，美国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由21.7％下滑至12.4％。随后伴随着移民的减少与年轻人口的下降， 1925年之后美国房地产投资开始衰退。随着外部需求下降和地产的走弱，资金从投资实体经济转移投向股市，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19年一战结束时的100点不到，迅速升至1929年的最高386点，翻了将近4倍。随着杠杆资金的大幅涌入市场引发了股市过热局面，美联储为了给市场降温从1928年2月至8月将利率从1.5%加至6%，随着利率的上行，资金初现撤离，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恐慌抛售。随着股市的下行，居民资产出现了明显下降，失业率显著从1929年3%上升至1930年8%，随后进一步上行至1933年的24%，同时实际人均GDP下滑明显。

3.政策端反复

货币制度方面： 1919-1920年，战后通胀速度的上升迫使美联储加息，由4.75％升至7％；第二阶段，1921-1927年，美联储逐步降息以刺激经济回暖，由7％下调至4％左右；第三阶段，1928-1929年，宽松的货币环境和监管的缺乏，使得美股出现了杠杆泡沫，为挤出泡沫，利率由 4％提高到6％。

财政制度方面：1922-1929，政府在经济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没有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宽松财政政策的缺失也加速了市场的抛售趋势。

关税政策方面，1928年，国会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案，也称《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提至历史新高，使美国整体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从1928年的38.8%提高到了1932年的接近60%，同期美国整体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也从13%左右上升至接近20%。最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迎来了其他国家的报复，全球关税税率明显抬升，这对全球贸易打击巨大。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世界出口总额显著下行，出口贸易缩水接近40%。

4.流动性风险加剧

随着资产价格的持续降低，和经济数据的走弱，停贷现象开始大面积出现，特别是大量投资于房地产抵押的银行，最先开始倒闭，银行遭遇挤兑危机，银行业面临大面积挤兑，破产潮来临。

通过分析大萧条时期的过程和驱动，我们更能清晰的看到全球伴随着关税政策的不稳定性，将有可能陷入到危机之中，而过程里将会遇到流动性风险的上行，所以我们的观点认为在交易层面需要保持冷静。反观现阶段的美国债务问题的深化，美国国债规模的不断膨胀，叠加上财政赤字的不断恶化，这也使得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秩序体系的确陷入了危机之中；其消费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股市泡沫的初现，经济对于股市的依赖程度较高，关税带来的成本上行和螺旋式企业利润下降将加剧泡沫破灭；货币和关税政策使其一定程度上陷入债务-关税螺旋，从而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造成显著的影响，但市场现阶段尚未对这种实际经济的影响进行定价，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市场对于谈判仍抱有乐观的预期，所以我们仍建议在当下波动率较高的市场下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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